16世纪的欧洲，宗教不再只是教堂里的祈祷，而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变量。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，新教迅速在欧洲扩散，原本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开始出现裂痕。法国也未能幸免，在这个传统的“天主教长女之国”，新教（胡格诺派）的传播不仅挑战了宗教权威，更撬动了整个政治结构。
于是，表面上“信仰之争”的问题，迅速演变为贵族争权、王权衰落与社会撕裂的综合危机。数十年的战争、屠杀与背叛之后，法国最终迎来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：新教出身的王位继承人登上王座，建立新的王朝——亨利四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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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L.1
胡格诺派的崛起与法国的分裂
法国的新教传播，与约翰·加尔文的思想密切相关。尽管加尔文长期活动于日内瓦，但他的教义迅速在法国知识阶层、城市市民乃至部分贵族中传播开来。这些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，被称为“胡格诺派”。了解加尔文：加尔文的理想城：自治、救济与神权
最初，这一群体规模有限，且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上层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结构，使其具有远超人数比例的政治影响力。许多地方贵族选择皈依新教，不仅出于信仰，也出于对王权与传统教会的不满。宗教在此成为一种政治语言，一种对抗中央权威的工具。
16世纪法国各教派分布
深紫色为胡格诺派控制区
浅紫色为争议地带
灰色为天主教地区
与此同时，法国王权正处于脆弱时期。瓦卢瓦王朝的统治者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能力，难以在迅速分裂的社会中维持平衡。宫廷内部派系斗争激烈，而地方贵族则借宗教旗号扩大势力。
冲突终于在1562年爆发，标志性事件是瓦西大屠杀。天主教势力袭击胡格诺信徒，引发全面战争。此后，法国进入了被称为“法国宗教战争”（亦称胡格诺战争）的长期内战时期。
瓦西大屠杀
虽然是天主教派主动开战，不过胡格诺派也早就做好了军事准备，瓦西大屠杀给了新教徒们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开战
这场战争跟百年战争一样，不是从头打到尾，而是反复爆发、短暂停火、再度升级的循环。1562年至1589年，双方断断续续的打了七次宗教战争，直至筋疲力竭。
胡格诺派在海上袭击天主教徒
这其中，每一次停战都建立在脆弱的妥协之上，而每一次破裂后的交火，都更加血腥。国家逐渐陷入一种哪一派都无法彻底胜利，也无法真正和平的僵局。
VOL.2
从共存幻想到全面仇杀
如果说早期的宗教战争还保留着某种“政治博弈”的理性，那么到了1570年代，这种理性已经被恐惧与仇恨彻底吞噬。法国社会从分裂走向极化，从对抗走向仇杀。
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，是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。原本，法国王室试图通过联姻缓和矛盾——将新教领袖亨利·德·纳瓦尔与天主教公主玛格丽特结合。然而，这场本应象征和解的婚礼，却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屠杀。
圣巴托罗缪大屠杀
背后的主谋就是著名的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王太后
在巴黎，数千名参加婚礼的胡格诺派贵族与信徒被杀，暴力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。死亡人数至今难以精确统计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。对许多新教徒而言，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失败，更是一场生存危机；而对天主教极端派来说，杀新教徒是“净化国家”的正当行动。
从此之后，战争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。它从只是“谁掌权”的问题，变成了“谁可以存在”的问题。
《卢浮宫门外的某日早上》：1572年穿着丧服的凯瑟琳王太后在巡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后的积尸遍地（1880年画作）
天主教一方逐渐形成更为组织化的政治力量，即由亨利一世·德·吉斯领导的天主教同盟。他们不仅反对新教，更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，甚至挑战国王权威，试图建立一个彻底的天主教国家。
法国国王亨利三世
王权在这种极端对立中不断被削弱。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既无法完全依赖天主教同盟，又难以与新教达成稳定联盟。他的摇摆，使得局势愈发失控。
1590年天主教联盟在巴黎游行
到1580年代末，法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国家，而是一个被宗教、家族与军事势力撕裂的战场。经济崩溃，地方割据，王权几近名存实亡。法国在百年战争结束仅仅100年之后，再次进入到了事实上的分裂状态。
法王亨利三世为维护自己的权威，刺杀了天主教联盟领袖吉斯公爵亨利
VOL.3
从“异端继承人”到“法国国王”
在国家濒临崩溃之际，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看似矛盾的人物身上——亨利·德·纳瓦尔。他既是胡格诺派的领袖，又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之一。当1589年亨利三世被刺杀后，瓦卢瓦王朝绝嗣，理论上他应当继承王位。
天主教激进者雅克·克列孟修士刺杀了国王亨利三世
作为他杀了亨利一世的回应
后来，这场亨利杀亨利杀亨利的过程被称为三亨利之战（真的这么叫）
但问题是：他亨利一个新教徒，凭什么统治一个天主教占绝对多数的国家？
他的答案是——打不过，就加入。
亨利三世临终前召见纳瓦拉的亨利，以“治国方略”为名，哀请其改信天主教，并直言若其拒绝，随之而来的将是惨绝人寰的战火
纳瓦尔的亨利并没有执着于宗教立场，而是展现出极强的政治现实主义。他清楚，如果坚持新教身份，他将永远无法获得巴黎与大多数法国人的承认。于是，1593年，他宣布皈依天主教。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，但从结果来看，却极为成功。
在伊夫里之战的亨利四世
改宗之后，他迅速获得支持，并于1594年进入巴黎，正式加冕为法国国王，即亨利四世。波旁王朝由此建立，取代衰落的瓦卢瓦王朝，成为法国新的统治者。
不过，他的真正成就不在于赢得王位，而在于结束战争。正如1596年亨利在鲁昂演讲时提到的：“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，对法国人而言，法兰西可说已不复存在。”再这样的情况下，亨利着手重建经济、财政与秩序，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希望每个法国家庭在每个星期天都能吃上一只鸡”。
亨利四世
1598年，他颁布了南特敕令，赋予新教徒有限的宗教自由与政治权利。这一政策在当时极具创新意义，虽然它并没有消灭分歧，但在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签订的五十年前，就选择了双方的共存（虽然是不平等的），让冲突降温。
不过，亨利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着手他的改革
1610年5月13日，亨利四世遭刺杀，伤重而亡
这意味着，法国终于从“必须消灭对方”的宗教战争逻辑，转向“可以共存”的国家治理逻辑。经过数十年的内战，这种转变几乎是一种“文明升级”。
亨利四世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并非因为他在宗教上最坚定，反而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最清醒。他理解一个关键问题：如果国家继续围绕“谁的信仰更正确”运转，那么战争将永无止境；只有将国家从宗教对立中“抽离出来”，法国才可能恢复秩序。
当然，这种平衡并不完美。南特敕令在后来被路易十四废除（还导致了大量技术工匠流失），宗教紧张关系仍时有爆发。但在16世纪末，这一选择为法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时间，也为后来的王权强化与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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